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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阳位于蜿蜒千里的湘江中游、五岳独秀的衡山之南，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，相传“北雁南飞，至此歇翅停回”，故又雅称“雁城”。衡阳拥有2000多年文字可考的历史，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。“六经责我开生面，七尺从天乞活埋”的船山思想，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的濂溪精神，“不要钱、不要官、不要命”的玉麟风骨，“做老实人、办扎实事”的元帅德行，彰显着衡阳最有地域特性的“精神元素”，代表着衡阳最独特的“精神标识”，在衡阳人的血脉中一直流淌，锤炼成一种性格、一种魂魄，激励一代又一代衡阳人奋勇前行，生生不息。

周敦颐：濂溪一脉，湘水余波

蒸水河畔，拓里桥东，沿着蒸水风光带步行不远，可见“濂溪文化园”静静伫立，环境清幽。进到园内，门口牌匾上书“濂溪第二故里”六字，两侧则是“吾道南来，原是濂溪一脉；大江东去，无非湘水余波”楹联，迎面摆放展现周敦颐与郑向“甥舅情”的雕塑。这便是衡阳为纪念理学鼻祖周敦颐修建的纪念园。

周敦颐（1017年—1073年），字茂叔，谥号元公，道州营道（今湖南道县）人，北宋思想家、理学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，理学鼻祖，称“周子”。著有《太极图说》《通书》，开宋明理学之先河，《爱莲说》千百年来被世人传颂。

周敦颐幼年丧父，随母来衡阳投靠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。他聪慧仁孝，深得郑公喜爱，郑公视甥如子，按郑家敦字辈取名入籍，并亲自为甥授课督学，全力加以培植。此间周敦颐一直在衡阳读书成长，直到郑向任两浙转运使疏蒜山漕河才随母同迁润州丹徒县。

周敦颐从小天资聪颖，读书勤奋刻苦，又特别喜爱西湖胜景，对白莲情有独钟。于是，郑向在凤凰山庄宅前西湖池畔“构亭”（即爱莲亭）植莲。当时的西湖，地处郡城西关望湖门至安西门之间城外，因西湖塘而得名。“汪洋千顷，足称伟观”。湖中遍生野莲。每年夏六月始花，一般盛于月中。若三五之夜，恰雨后云霁，白莲受天地雨露滋润，竞相怒放，是时，月华如昼，花月交辉，满湖缟素，如皑皑白雪覆地。

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，为少年时期的周敦颐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和创作空间，开启了这位理学鼻祖的心灵之窗，此后周敦颐每到一地为官，都要在治所左上侧旁凿池种莲，并且莲池均称“爱莲池”，又在池上兴建“爱莲亭”，“以爱莲名其居之堂”示民警己。

周敦颐出仕后多次回衡阳讲学、探旧、访友。30岁那年，他再次回到衡阳，在凤凰山舅父郑向的旧宅旁，建起“濂溪书院”，在此讲学授徒。

周敦颐谢世后，衡阳人把对周子的敬仰、缅怀之情扎根于心底，在只有数万人的衡州郡城（今衡阳市区）先后修建了五座规模宏大的纪念祭祀周子的专祠。此外，还保留了周子读书地、郑氏私学，后名周公馆，又名濂溪别墅、爱莲亭。纪念设施规模之宏大，数量之多，遍及城外半个衡阳城。

王船山：六经责我开生面

衡阳县曲兰镇湘西村菜塘弯，地处湘江之西、蒸水左岸，背靠石船山，湘西草堂坐落于此。草堂依山而建，单门独院，白墙黑瓦，院内茂林修竹，绿荫如盖。300多年前，蓄着长发、脚著木屐、头顶大伞的王船山，在此潜修17年，发愤著述，终老于斯，写下《读通鉴论》《宋论》等320余卷、八百余万字的辉煌巨著，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叹为观止的文化遗产。

王船山（1619年—1692年），名夫之，字而农，号姜斋，湖广衡州府衡阳县（今湖南衡阳）人。晚年隐居石船山附近达32年，时人因而称其为船山先生。他与顾炎武、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，因在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学、史学、法学、军事、天文、地理等方面均有建树，学者们称其为“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”“东方黑格尔”。

王船山4岁发蒙，7岁读完《十三经》，10岁读《五经经义》及古代哲学和史学典籍，12岁能吟诗作对，通晓文辞，以文会友，崭露头角。14岁考中秀才，入衡州府学。24岁赴武昌参加湖广乡试，中第五名举人。翌年，他北上参加会试，由于农民军起义，狼烟四起、时局大乱，科考之路戛然而止。之后清兵南下，王船山二兄、叔父、父亲均死于战火。

清顺治五年（1648年），王船山怀着国恨家仇，在南岳方广寺兴兵起义抗清，因“机事不密”，以失败告终。之后他来到肇庆，继续追随南明朝廷抗清。南明灭亡后，王船山为避清廷缉害，辗转湘西以及郴、永、涟、邵间，隐姓埋名，藏身瑶洞，伏处大山，过着久无宁日的流亡生活。直至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，王船山来到衡阳县金兰茱萸塘，初造小室名败叶庐，次筑观生居，再徙石船山下，去观生居二里许，筑草堂而居，自题堂联“六经责我开生面，七尺从天乞活埋”，“终日孜孜不倦，刻苦自励，潜心著述”。

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年），王船山逝世于湘西草堂，终年74岁，葬衡阳县曲兰乡船山村虎形山麓，遗命其子王攽、王敔以“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”，刊其墓碑，自题铭曰：“抱刘越石之孤愤，而命无从致；希张横渠之正学，而力不能企。幸全归于兹邱，故衔恤以永世。”

王夫之“六经责我开生面，七尺从天乞活埋”的气节和胸怀，对后代的影响绵延不息。其长子王攽“与弟齐名，著有《诗经释略》”；次子王敔“学问渊博，操履高洁，时艺尤有盛名”，系“楚南四家”之一，又有“楚南三王”之誉。到道光年间，王夫之七代孙王世全不忘先辈传统，为弘扬船山精神，于长沙汇刻王夫之遗著18种，名《船山遗书》。王夫之的思想和精神到晚清大放异彩，其后代出力匪浅。

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，衡阳县令张宪和为崇祀王船山，在王衙坪王氏宗祠始建船山书院，湘学泰斗王闿运出任船山书院山长，一时有“学在船山”之称。如今在衡阳，以王船山命名的有船山大道、船山公园、船山广场、船山中学、船山小学，“船山踪影”遍及城区各个角落，已成为衡阳的文化名片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开讲话中多次提及王船山及其名言，体现了对王船山思想的推崇。2017年1月1日，总书记在元旦献词中又引用了王船山《尚书引义·太甲二》中的语句——“新故相推，日生不滞”，借以勉励全国人民顺应时代大潮的深刻变化，与时俱进，以改革创新之精神，去实现中国梦。

彭玉麟：以寒士出，以寒士归

在衡阳湘江东岸，坐落着一座古典江南民居，坐东朝西，白墙青瓦，砖木结构，进深一间，面阔五间，厅房后为小梅园。建筑门厅上悬挂着的木匾，镌刻着“退省庵”三个鎏金大字。这便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彭玉麟晚年居所。

彭玉麟（1816年—1890年），字雪琴，号退省庵主人，祖籍衡州府衡阳县（今衡阳市衡阳县渣江）。与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。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、兵部尚书。1890年病逝于衡阳，清朝追赠太子太保衔，谥刚直。湖北布政使陈宝箴送上挽联：“不要钱，不要官，不要命，是生平得力语，万古气节功名都从此。”

彭玉麟视权位如草芥，以“不求保举、不受官职”自许，曾六辞高官不就。他以习于军营而疏于民政为由，请辞安徽巡抚；以不懂漕政、性情褊急、见识迂愚为由，请辞督掌八省的漕运总督这一“天下第一肥缺”。然而当国有危难，召之即来，披肝沥胆，不辱使命。当法国侵略越南，西南边境告急时，清廷命彭玉麟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帮办两广军务，他以67岁高龄毅然受命，调兵遣将，重修炮台，置办团练，广西防务迅速得到加强，为中法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中法战争结束后，他接连四次请求辞去兵部尚书。清朝廷对彭玉麟屡次辞官大为不解，彭玉麟上奏解释说：“臣以寒士出，仍以寒士归。”

彭玉麟嫉恶如仇，铁面无私。谭祖纶是彭玉麟的部将，因其杀友夺妻，被彭玉麟闻讯后处斩。就连李鸿章的侄儿秋升依仗权势作恶乡里，也被彭玉麟严惩，纵使李鸿章的弟弟求情也未能免于死，以致当时流传“彭公一出，江湖肃然”。面对强权和部下，彭玉麟坚持原则，不徇私情，即便对亲人也是如此。外甥在他的辖区内任知府，由于贻误军机，被他下令处斩，谁求情都不放过。外甥死后，他撰写挽联一副：“定论盖棺，总系才名害马谡；灭亲执法，自挥老泪哭羊昙。”

彭玉麟一生不治私产，个人生活极为节俭，以“不要钱”为生活准则。时人称食多蔬素，少肉味。一件毛马褂，有虫蛀孔数十处，他还一直穿在身上。在外为官时，当得知儿子花费2000串铜钱对家中的三间土墙老屋进行修葺后，彭玉麟立刻写信回去斥责。然而当国家及社会公益有所需时，他却慷慨大方。彭玉麟早年率湘军水师攻陷田家镇时，清朝廷奖励他4000两白银。面对数目不菲的奖金，彭玉麟却选择了救济家乡百姓和助学。为了传承和发扬湖湘文化，1885年彭玉麟捐银1.2万两，将当时位于衡阳城南闹市区的船山书院迁至湘江中央的东洲岛上，又聘请国学大师王闿运掌教，使得一时有“学在船山”之称。去世前，他将为官几十年的俸禄、养廉银等加起来上百万两的收入，全部捐出来做军费。

如今，彭玉麟捐建的彭氏私塾义学已成为渣江中学，培育了一代代学子。故居“退省庵”是衡阳著名的景点，也是衡阳市纪委建设的全市廉政教育基地，每天都有大量游客和本地党员干部参观熏陶。

罗荣桓：做老实人，办扎实事

衡东县荣桓镇南湾村是一个仅有百多户人家、不足千人的小村庄。周围被峻秀挺拔的金觉峰、凤凰峰和蓬源轩环绕，叱咤风云的开国元帅罗荣桓就诞生在南湾村，并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，直到1927年4月离家，走上革命道路。

罗荣桓元帅在37年的革命生涯中，时刻严格要求自己，保持勤政廉政、勤廉为民的工作作风，保持劳动人民和普通一兵的本色。毛泽东评价他：罗荣桓是个老实人。邓小平评价他：罗荣桓是个厚道人。

在战争年代，风餐露宿、曲肱而枕对于罗荣桓来说是家常便饭。中央根据地内的祠堂、庙宇、草棚、茅舍，长征路上藏民的牛屎房，陕北的窑洞，沂蒙山的庄稼院，他都住过。嫌房子少、设备不好，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罗荣桓曾对妻子林月琴说：“住的房子大小，看起来是不起眼的事情，但我们是党的干部，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群众，不能官越做越大，楼越住越高，而离老百姓却越来越远，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做老实人，办扎实事。”

解放后，罗荣桓的名字传遍了家乡各个村落。黑田罗氏是衡东县的一个大家族，罗荣桓同胞兄弟姊妹有8人。罗荣桓考虑到定会有亲友以为他当了大官，来向他谋个一官半职或提出其他不切实际的要求。1949年11月，他打电话给刚刚到职的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，说：“衡阳是我的家乡。会有很多人想通过你上北京来找我。你要做工作，劝他们不要到北京来。不能让他们免费坐火车。”不久，果然有一些人以罗荣桓的亲戚的名义找郭维城，要求免票乘车进京，都被郭维城一一婉言谢绝。

罗荣桓留在湖南老家的女儿罗玉英，20多年没有见过父亲。1949年底，她听说爸爸“当了大官”，就提笔写了封信。罗荣桓回信教育她说：“你爸爸二十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，已成终身职业，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，更没有财可发。你爸爸的生活，除享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，一无私有……不能对我有其他依靠。”玉英来京以后，罗荣桓鼓励她首先要刻苦学习文化，后来她参加了工作，父亲又要求她到基层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。此后，罗玉英去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，经过几年的锻炼，光荣地入了党。

1963年12月，罗荣桓病重弥留之际交代子女：“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。爸爸就留一句话：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，永远干革命。”罗荣桓虽没有什么遗产留给子女，但是给子女甚至全党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，他的高尚品德和严谨家风被后人一代一代传承。(肖湘东 李涛)